从"技术性破产"到全球"四强" 国有大型银行"涅槃重生"

　　“史上首次!中国四大行全面登顶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

　　近期，全球权威杂志英国《银行家》发布2018年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中国四大银行首次包揽1000家大银行前四名，排名顺序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其中，中国工商银行更是以一级资本3241亿美元连续六年位居榜首。

　　谁能想到，就是这样的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在十几年前，竟面临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困境，其不良贷款率还高达20%以上。若按规定计提足值拨备，国有大行将严重资不抵债。以至于当时国外的部分学者给中国的国有大行冠以“技术性破产”的帽子。

　　放眼改革开放40年，中国银行业走出了一条“涅重生”的道路。国有大行不但在金融危机中全身而退，还完成了华丽转身，资本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而这一切与发端于2003年下半年的那场“孤注一掷”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改革密切相关。

　　曾面临“技术性破产”

　　1999年末，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总额约3.2万亿元，仅次于经济停滞不前的日本，居亚洲第二位。

　　巨额不良贷款对中国的银行业、金融业运行构成严重威胁。在这一背景下，1999年，国务院先后成立了四家直属国务院的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下称“信达公司”)，专门对应负责解决四大行不良资产的问题。至2000年7月，承接工作基本完成，共计剥离约1.39万亿元的不良资产。

　　但是，剥离不良资产依然没有触及银行经营管理体制的深层次矛盾，无法根本扭转国有银行的经营困境。按照新的贷款五级分类标准，截至2003年9月末，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仍高达约2万亿元，不良率达到21.38%。

　　而在国内外投资者眼里，即使21.38%的数字，也被认为藏有水分。在2002年和2003年，“中国的国有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成了众多国际报刊上的大标题。

　　对于这段黑暗历史，2012年初，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有过这样的回顾：“当时很多国际国内主流媒体对中国金融都有非常严峻的描述，比如‘中国的金融是一个大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爆炸’，‘中国的商业银行技术上已经破产’。当时，大型商业银行报告的不良资产率是25%，市场的估计基本在35%至40%。还有一些人指出，如果按照贷款的科学分类，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可能超过50%。这很大程度上使得国际国内很多人对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比较悲观，失去了信心，外资也不敢进入中国金融业。”

　　当时国有银行何以陷入这般困境?

　　根据当时的调查分析，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历史形成主要还是来自政府干预、法律环境薄弱、大型商业银行客户群管理不善等原因，与当时的信贷文化有密切关系。当然，大型商业银行自身治理不规范、经营管理不善、金融压抑、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外部监管不足、考核机制不健全等也是重要原因。

　　具体来看，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约30%是受到各级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干预;约30%是对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所形成的;约10%是国内法律环境不到位、法制观念薄弱以及一些地区执法力度较弱所致;约有10%是政府通过关停并转部分企业进行产业(包括军工产业)结构调整所形成。总的来看，20%的不良贷款是大型商业银行自身信贷经营不善造成的。

　　在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风险积聚的同时，中国加入WTO也在2001年取得了关键性突破。中国政府承诺，2001年12月加入WTO起的3年后，开放外资银行的境内公司人民币业务;5年后再开放外资银行的境内零售人民币业务。这意味着，到2006年末，外资银行全面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后，中国银行业将不得不与国外同业，尤其是西方大型银行展开全方位竞争。

　　这种竞争，对积弊已久的中国银行业而言，是生死存亡的考验，彼时各界对国内金融机构竞争前景普遍担忧，银行体制改革滞后问题也愈发被关注。同时，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早已给中国脆弱的金融体系敲响了警钟，加强了改革的紧迫感。

　　在此背景之下，国家决定启动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改革奏响“三部曲”

　　2002年11月8日，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十六大在总结十五大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略。其中，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依然是重中之重。十六大报告指出，“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使国有商业银行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创造条件上市”。当年12月9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访问美国时公开表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目标已经设定”，半年之内就会开始。自此，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全面提速。

　　回顾历史，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总体上分为三个步骤。一是财务重组，即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消化历史包袱，改善财务状况。

　　财务重组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前提和基础。2003年12月，为了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化解不良资产，解决历史的包袱，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党中央、国务院决定，选择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并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资，希望藉此从根本上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体制。自此，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正式拉开序幕。

　　此后数年间，中央汇金又分别向交通银行注资30亿元、向工商银行注资150亿美元。2008年11月6日，汇金公司以1300亿元人民币等值美元注资农行，注资完成后，汇金公司持有农行50%的股份，同时，财政部在农行的1300亿元所有者权益将保留，双方并列成为农行第一大股东，各持有50%的股份。

　　通过政府注资，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得到了很大的补充，增强了市场竞争力。此外，通过注资引入外部审计，也增大了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状况的透明度，为广大公众的监督创造了条件。

　　当然，注资不是惟一手段。在对建行、中行进行注资后不久，被称为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第二次剥离”的行动悄然启动。2004年6月，在四大行五级分类不良贷款率仍“高筑”的情况下，国家再度对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两家银行施以援手。通过竞拍的方式，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共2787亿元可疑类不良资产，被信达公司纳入囊中。此举无疑将为两行的改革进一步卸下沉重包袱。

　　改革的第二步便是公司治理改革，即根据现代银行制度的要求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对银行的经营管理体制和内部运行机制进行改造。公司治理改革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

　　改革的第三步是资本市场上市，即通过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进一步改善股权结构，真正接受市场的监督和检验。立足各自股份制改造的不同特色，在国家外汇注资等系列政策支持下，通过财务结构重组、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以及公开发行上市等先后几个阶段，四大国有银行相继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掀开了改革发展的新阶段。

　　2005年6月，交通银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2007年5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2005年10月，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上市，2006年成功回归A股市场。2006年6月和7月，中国银行也先后在香港H股和境内A股成功上市。2006年10月，中国工商银行成为在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同时上市的第一家金融企业，当时创下全球有史以来IPO最大规模。2010年7月，农业银行先后在上海和香港两地上市，至此国有银行股改上市画上了圆满句号。

　　在资本市场上市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深化和升华。通过公开上市，银行的融资渠道得到进一步扩大，资本金问题得到很大的解决。并且，随着银行上市和财务状况的逐步改善，还能在证券市场向原股东配售新股以及向新的投资者增发新股，吸引更多的资金参与上市银行的发展和壮大。此外，不仅仅是融资，通过公开上市，我国主要商业银行开始真正成为市场化的主体。

　　中国银行业崛起

　　从2003年到2009年，这场耗时数年的股份制改革建立了有利于银行长期发展的现代银行制度，给大型银行带来巨大转变。

　　通过这次改革，我国银行业整体实力大幅提升，资本实力、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益不断提高，一些商业银行跻身全球大银行之列。

　　根据银保监会数据，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首次突破250万亿元，达到252万亿元，资产规模已位居世界首位，是2003年改革前(2002年末为23.7万亿元)的10.6倍。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实现持续“双降”，其中不良贷款余额降至1.71万亿元，不良贷款比率从2002年末的23.6%下降到2017年末的1.74%。

　　与此同时，股份制改革让商业银行内部风险管理能力得到持续增强，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坚持推进改革和加强经营管理并重，公司治理架构不断规范，新的体制和机制日益发挥重要作用。2008年下半年，美国次贷问题蔓延和加深、演化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健康强劲，我国商业银行改革启动及时、持续推进，我国金融业整体抗风险能力得到显著增强，使我国经受住了这轮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应该说，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成效。

　　此外，这次改革后，我国银行业积极参与国际银行业监管改革和标准制定，金融监管体制不断完善。2009年，我国金融管理机构代表中国正式加入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标志着我国开始全面参与国际银行业监管标准与准则的研究制定工作。周小川称，总体看，经过这轮改革，我国初步建立了较为全面、系统的金融法规体系，全面推行了贷款质量五级分类等一系列审慎监管制度，加强法人监管，改进监管手段，实施国际标准的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强化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监管，加强对创新业务的监管和指导，基本形成了审慎监管的法规框架。

　　回顾14年历程，从“技术性破产”的悬崖边走回的中国银行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根可靠支柱。以产权为核心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使得中国大型银行涅重生，翻开了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新篇章，在中国当代经济史上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今，完成股份制改革的大型商业银行已经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基石，但这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顺利收官只意味着中国金融业改革近期目标的实现，国有银行改革之路却还未走完。

　　“国有银行改革永远在路上，没有终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大型商业银行需要持续推动经营转型和完善公司治理。股改上市并不是国有银行改革的终点，它只是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新起点。”在今年第十届陆家嘴论坛上，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姜建清这样总结国有银行改革。